全球化时代，文化开始失去地域性、时间性和遥远性。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我们都是超文化的旅行者，对遥远空间没有陌生感、恐惧感或期待。

德国思想家韩炳哲在他的《超文化：文化与全球化》（以下简称《超文化》）一书中，提出了“超文化”的概念。

文化激发着凝视与想象

科幻小说《神经漫游者》出版于1984年，它以瑰丽的想象震撼了文学爱好者，很快就被誉为“赛博朋克圣经”，影响至今不衰。它预示了数码技术带来的各种社会想象，人类将漫游在所谓的“赛博空间”，而罪恶与冒险也将在此遍地开花。尽管威廉·吉布森设想了一个虚拟世界，但他却将东京设置为故事的发生地点。东京作为西方人眼中的远东大都市，为何与最先进最狂热的技术想象纠缠在一起？更耐人寻味的是，威廉·吉布森此前从未到过东京。

意大利著名数码理论研究者、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弗兰克·比弗·布拉迪2015年曾出版过一部《英雄：大型谋杀与自杀》，试图剖析当代人的精神状态与数码资本主义之间的关联。但在这本书里，布拉迪插入了奇怪的一章《首尔之行》。

《首尔之行》记录了布拉迪第一次到访首尔的观察与思考，它看似与整本书的主题毫无关系。布拉迪注意到，在首尔，绝大多数人每时每刻盯着手机屏幕。他认为，韩国人非常顺畅地进入了数码社会，“遭遇的文化阻力显然比世界上的任何民族都要小”。

当我们将上述两个看似无关的插曲并置，有一丝奇异的感觉挥之不去，它强烈地唤起我们的好奇心。尽管它们本属于西方人的凝视与想象，但我们仍会忍不住追问：这一切究竟为何发生？东亚世界在现代技术社会里有怎样的地位，又为何激起了西方人的想象？显然，这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但每个人都会有或模糊或清晰的答案——全球化。

在我看来，韩炳哲的《超文化》能为理解上面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提供新的灵感与思路。

全球与多样并不相互排斥

技术大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加速了全球化进程。我们已经越来越依赖智能界面进行交往，我们可以全天候与世界各地的朋友在线社交。世界仿佛真成了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而对全球化的褒贬往往两极分化，赞誉者认为自由、平等、富足的理想国即将到来，批评者则怒斥全球化带来更加尖锐的不平等危机与压迫。

韩炳哲对全球化带来的新文化形态的看法，不同于大多数思想家。也许，一个思想家的独特性就在于不轻易附和任何人，即便其他思想家的判断已非常准确地触及了事物的某种状态与面向。这一点在韩炳哲身上非常明显。他总是对前辈思想家与同辈学者发起挑战，而从不直接随声附和。

“麦当劳化”“可口可乐化”等词汇是我们关于全球化最耳熟能详的描述，但韩炳哲认为这种描述“掩盖了实际情况”。韩炳哲举例，在全世界，中餐馆的数量可能超过麦当劳餐厅，而巴黎人吃日本料理比吃汉堡包还多；麦当劳等快餐不过是东亚人餐饮偶尔的补充与调剂，从未占据真正的主流。今天，大家已经越来越心平气和地接受来自不同地域的美食，并乐在其中，西餐、中餐与日本料理等，已组成了我们混合的饮食结构。所以，他据此认为“全球化和多样化并不相互排斥”。我们先不要急着抨击韩炳哲因观察食物状况就快速下结论，而应看看他接下来还将带来哪些富有启发的思考。

从这方面来看，韩炳哲显然十分乐观，他没有重复其他人对全球化造成西方文化单一霸权的严厉批判。他在某种程度上自然也觉得霍米·巴巴的“杂交文化”有一定的道理，但韩炳哲并不认为这种说法有多新鲜，他将杂交的说法追溯到赫尔德等德国启蒙思想家。赫尔德早就认为德国文化不接纳古希腊文化则无法构成自身，而欧洲文化并不存在所谓的纯粹状态，相反欧洲文化属于“罗马—希腊—阿拉伯的种子长成的植物”，是真真正正的“杂种”。黑格尔也承认精神不接纳陌生人则无法茁壮。但韩炳哲也指出黑格尔尽管强调过陌生的他者对精神的作用，但很快就坚守在“文化为家”的立场上，排斥非欧洲文化。因为，当把某一种文化视为自给自足的温馨家园，就很容易排斥“邻人”与陌生人的到访，会将到访视为入侵，会致力于维护根本不存在的纯粹性。

超文化在时间里无拘无束

韩炳哲认为“杂交文化”仍然不足以描述当代全球化中的文化状况。他觉得霍米·巴巴的杂交文化仍然深陷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主人和仆人之间的斗争——辩证对立之中”。这种杂交文化仍然属于一种对抗逻辑，仍然期待强弱的对立转化，而变得“非此即彼”，因而没有敞开更广阔的视域。韩炳哲试图走出这种状态，他认为：“开发一个能够把握当今文化动态的概念模型，是文化哲学的一项紧迫任务。”他也因此特别提出了“超文化”概念。

受到互联网技术的启发，特别是泰德·尼尔森“超文本”技术与观念的影响，韩炳哲把全球化的文化定位为“超文化”。泰德·尼尔森认为世界紧密交织在一起，事物彼此之间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关联，而不存在孤立的事物。无论是自然还是思维，都是有机联系的。这类思想很可能受到大哲人怀特海等人的启发。正如格雷厄姆·哈曼在描述怀特海的思想时所说：“作为一个力的系统，世界是一个紧紧塞在一起的连续体。”

韩炳哲将超文化空间视为“窗口化”，与莱布尼茨宇宙中的单子截然不同。因为单子是实体的，且都是类似的，而窗口并不一致，且能互相联络、滑动。窗口不断打开世界的一个面向，窗口之间也可以任意联络。今天的屏幕便是我们的窗口，我们借由屏幕去向一个外部世界，又旅行在网络空间之中。窗口本身并没有内部，也没有内在化，而是空心且对外开放的，它不会加固事物与世界的内在性，而是制造了更多的漂移与滑动。韩炳哲认为我们会借由窗口获得自由，就像无拘无束地旅行在超文本世界与超文化空间中。韩炳哲因此更为赞同德勒兹的“根茎模型”，因为根茎也指向一种去中心化与去内在化，但又不断生成、连接的状态，它将“是”的判断转变为“与”的无限链接。韩炳哲认为超文化属于根茎文化。

韩炳哲还引用威廉·弗卢塞尔《关于时间的思考》里提到的三种时间的说法。这三种时间分别为图像时间、书籍时间与比特时间。图像时间属于神话时间，它是周而复始的循环。而书籍时间是不可逆的线性时间，它属于历史与过去。互联网造就的是比特时间，也即“点时间”。在比特时间里，它是一个个瞬间，转瞬就被抹除。人穿行于这样无拘无束的时间之中，正如超文化旅行者游览在自由空间里。这种时空经验互为表里，它带来的是自由与解放。

韩炳哲热情讴歌超文化空间时，也免不了对其他关于文化的判断“开火”。正如韩炳哲对霍米·巴巴的批评，他再次指出：“文化间性和多元文化性在许多方面都是一种西方现象。从历史角度看，它们的形成与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有关。从哲学角度看，文化的本质化是它们得以形成的前提，文化间性的观念使得文化形成了一种本质。”超文化达到的正是去实体化、去本质化，无阻碍的流动成了更可欲的行为，而绝非固守住岌岌可危、虚无缥缈的本质。

因此，受韩炳哲启发，我们明白了，建基于“文化的本质化”的一些观点，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以及各种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在今天都应该遭到排斥。他们的错误恰恰是漠视了文化混杂、融合、交织的事实，而执拗地抱残守缺。

以过去不可能的方式阅读

很显然我们无法一边倒地赞同全球化，今天的我们也无法再像十几年前的韩炳哲如此热情洋溢地赞赏数码技术对文化的塑造。正如霍布斯鲍姆在《论帝国》中指出：“从全球化中获益最少的人对此全球化冲击的感触最深。”他也认为，讴歌全球化的人恰恰是那些可以“规避其负面影响的人”，例如可以在全球范围寻找廉价劳动力的企业家，在世界各地都可以良好就业的高科技人才与名校高才生等。那么，我们可以将韩炳哲简单地归为这类人士吗？毫无疑问，韩炳哲的学术地位显然受益于全球化，使他从韩国的冶金专业毕业生，摇身一变为享誉世界的德国哲学家。

优渥地位其实并没有完全麻痹他。因为《超文化》完成于全球化造成危机尚不严重的2005年。尽管此前已有西雅图、巴塞罗那等反全球化运动，但全球化的大冲击尚未根本地到来。今天，经历过“占领华尔街”运动后的我们，无法像那时的他一样乐观。不过，《超文化》一书毕竟属于韩炳哲的早期著作，我们现在对他的批评更多是“事后诸葛”。另外，如果一直追踪韩炳哲著作的读者，一定能发现他在后来的著作里思想有明显变化，他调转思想的锋芒，猛烈抨击数码技术与资本主义结合带来的种种社会恶果。十几年间，他唯一没有变化的似乎只有思想随笔这种写作形式。

值得一提的是，韩炳哲的写作形态，可能受惠于他对超文化的理解。韩炳哲在《超文化》一书里曾直接引用尼尔森的话：“在超文本中，我们不受顺序的限制，创造新的写作形式，更好地表现所写内容的结构；读者则可以选择路径，按兴趣或当前的思维线路，以过去认为不可能的方式进行阅读。”“把现在的文档想成一片玻璃：其上有现在的作者写的字；它是透明的玻璃，可以透过它看见其他东西；下一片玻璃可能是多层彩色玻璃，形成更多窗口，以此类推，以至无穷。”

韩炳哲的书并不遵循严格的线性逻辑过渡，而是一个个文本之间存在松散的联系，甚至可以任意跳跃阅读。它们由可独立且长短不一的一篇篇小文章构成，相互之间拼贴成网状形态。它们没有哪篇处于绝对核心地位，从而统摄其他篇章。但通览所有篇目，我们亦会对韩炳哲的思想具有越来越清晰、整合的观感。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